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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导读

邻避项目中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的成因分析

——一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the Government's Choice of Concession Tool in NIMBY Project: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李艳飞LI Yan-fei;乔如兵 QIAO Ru-bing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
(School of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384,China)

摘要:通过文献分析等方法,建立了以公众抗议形式、地方区位、新老媒体互动、互联网动员为内容的研究框架。使用fsQCA方法,对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获得了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的两种组合,提出公众抗议形式、互联网动员的组合是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的主要原因。最后,针对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的组合,给出了拓宽网络参与渠道、畅通和提高渠道效率的措施。
Abstract: Through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public protest forms, local lo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media and traditional media and Internet mobilization.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the government chooses the concession tool. Two kinds of comb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choice of concession tool are obtaine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ublic protest forms and Internet mobilization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government to choose the concession tool.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concession tool selec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measures to broaden the network participation channels and improve the channel efficiency are given.
关键词:邻避;退让型工具;定性比较分析
Key words: NIMBY;concession tool;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C912.6;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20)29-0036-02

0  引言
在邻避项目中,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会导致邻避项目停建,这对社会需求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而邻避冲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结果是众多条件组合的结果。因此,众多学者使用QCA方法对邻避项目进行了研究。高新宇和秦华指出互联网动员、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公众的运动策略等对公众抗争成功具有重要影响,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更容易导致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1]。万筠指出新媒体联动已经成为公众抗争能够成功的必要条件[2]。此外,公众抗议形式的强度也是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的催化剂。因此,本研究从公众抗议形式、地方区位、新老媒体互动、互联网动员的角度构建了研究框架,从公众的角度对条件进行了赋值,并采用QCA方法对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的条件组合进行了探讨。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fsQCA作为QCA方法中的一种,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可避免将非二分变量强制二分,因此,本研究采用fsQCA展开研究。
1.2 案例选取
案例选取遵从相似性和多样性原则[3],共搜集案例12个。案例信息来源于网络新闻报道、报纸、期刊论文等。
1.3 变量校准
1.3.1 结果变量
邻避结果根据政府治理可选择的强制型工具、渐进型工具、退让型工具[4],可将邻避抗争者期望结果对应划分为三种。因此,当政府采取强制型工具时,对案例赋值为0;当政府采取渐进型工具时,对案例赋值为0.5;当政府采取退让型工具时,对案例赋值为1。
1.3.2 前因条件
公众抗议形式以邻避运动中公众采取的标志性抗争形式度量。本研究借鉴黄建伟和刘军对社会抗争方式的分类进行赋值[5],当公众采取反映、陈情、投诉的手段时,赋值为0;当公众采取静坐、游行、示威的手段时,赋值为0.5;当公众采取围堵交通、围堵施工现场、围堵政府大楼、罢工、罢市、罢课、暴力打砸的手段时,赋值为1。地方区位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邻避结果的影响[1]。东部地区的整体水平要优于其他地区,因此,对发生于东部地区的邻避事件赋值为1,对发生于其他地区的邻避事件赋值为0。新老媒体互动以中央媒体、新媒体是否共存于邻避运动中进行度量。当新媒体、中央媒体共存于某一案例,该案例在该条件上的赋值为1;当新媒体、中央媒体仅其中一方存于某一案例,该案例在该条件上的赋值为0。此外,新媒体、中央媒体考察的是关于公众抗争的实时报道。互联网动员以互联网动员行为度量。当邻避运动中,公众利用移动社交媒体促成邻避运动时,则赋值为1;若未借助移动社交媒体促成邻避运动时,则赋值为0。
2  定性比较分析
2.1 单条件必要性分析
单条件必要性的分析结果为:高强度公众抗议形式的一致性为0.751497、覆盖率为0.936567;~高强度公众抗议形式的一致性为0.297405、覆盖率为0.752525;东部地区的一致性为0.549900、覆盖率为0.918333;~东部地区的一致性为0.450100、覆盖率为0.751667;新老媒体互动的一致性为0.201597、覆盖率为0.673333;~新老媒体互动的一致性为0.798403、覆盖率为0.888889;互联网动员的一致性为0.849301、覆盖率为0.945556;~互联网动员的一致性为0.150699、覆盖率为0.503333。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可知:任何单一的前因条件均非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的必要条件。
2.2 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在进行标准分析前,进行如下设置:频数为1、raw consistency为0.8、PRI consistency设置为0.75以剔除同时子集,得到中间解。中间解的总体一致性为1、总体覆盖率为0.751497。表明:2种组态的呈现以100%的程度归属于结果的子集;2种组态下的案例对于政府采取退让型工具时的结果具有75.1497%的解释度。中间解的呈现同Fiss的方法,结果见表1。

组态1:互联网动员—高强度公众抗议—无新老媒体互动型。该路径标明,无论是东部地区或者是非东部地区,在没有新老媒体互动的情况下,公众可通过互联网动员组织高强度的公众抗议,从而使政府采取退让型的政策工具,使结果向停建倾斜。该路径能以64.9701%的程度解释退让型的政策工具所导致的结果,能以49.9002%的程度唯一解释退让型的政策工具所导致的结果。
组态2:互联网动员—高强度公众抗议型(非东部地区)。该路径标明,无论新老媒体互动是否存在,非东部地区的公众可通过互联网动员组织高强度的公众抗议,从而使政府采取退让型的政策工具,使结果向停建倾斜。该路径能以25.2495%的程度解释退让型的政策工具所导致的结果,能以10.1796%的程度唯一解释退让型的政策工具所导致的结果。
综上所述,无论是东部地区或是非东部地区,无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与否,新老媒体互动对政府采取退让型工具的作用可能较小,而公众抗议形式、互联网动员的组合对政府采取退让型工具的作用可能较大。
2.3 稳健性检验
因QCA方法对赋值比较敏感,因此需要对模糊赋值的结果变量和公众抗议形式重新进行赋值以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可对一致性进行调整做稳健性检验,以应对参数威胁。而稳健性以集合关系状态和拟合参数差异进行判定[6,7]。
①结果变量调整。根据黄荣贵等的研究[8],将强制型工具、渐进型工具、退让型工具所导致的结果赋值调整为0、0.6、1。调整后,组态1和组态2仅在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上发生一定变化,组态1的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从原来的0.649701、0.499002变为0.638235、0.490196;组态2的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从原来的0.252495、0.101796变为0.248039、0.1。集合关系状态未改变,组态的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的变化无实质性意义,结果稳健。②公众抗议形式调整。参考王英伟的研究[4],将公众抗议形式的原有赋值0、0.5、1调整为0.33、0.67、1。调整后,组态1仅在覆盖率上发生一定变化,组态1的覆盖率从原来的0.649701变为0.665669;组态2仅在覆盖率、唯一覆盖率和一致性上发生一定变化,组态2的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从原来的0.252495、0.101796变为0.284431、0.117764,组态2的一致性上从原来的1变为0.946844。集合关系状态未改变,组态的覆盖率、唯一覆盖率和一致性的变化无实质性意义,结果稳健。③一致性调整。将一致性由0.8调整为0.85,调整后:组态1与组态2均未发生任何改变,结果稳健。④综合①、②、③进行稳健性检验。调整后,组态1仅在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上发生一定变化,组态1的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从原来的0.649701、0.499002变为0.653922、0.490196;组态2仅在覆盖率、唯一覆盖率和一致性上发生一定变化,组态2的覆盖率、唯一覆盖率从原来的0.252495、0.101796变为0.288235、0.12451,组态2的一致性上从原来的1变为0.976744。集合关系状态未改变,组态的覆盖率、唯一覆盖率和一致性的变化无实质性意义,结果稳健。
3  结论与对策
3.1 结论
通过fsQCA可以得出:①公众抗议形式和互联网动员的组合可能是导致政府采取退让型工具的原因。②任何单一的前因条件均未能构成政府采取退让型工具的必要条件。
3.2 对策
针对政府选择退让型工具所导致的停建结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善:①建立健全网络参与渠道,使公众的互联网动员转向网上参政平台。②畅通并提高各公众参与渠道的效率,降低公众抗议形式的强度,使公众全程参与到邻避项目建设中。在项目前期,保障公众可知情与可参与;在项目建设、运营中,做到信息公示,赋予公众一定的监督权和建议权,减轻公众的疑虑。
参考文献:
[1]高新宇,秦华.“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对22个邻避案例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04):65-73.
[2]万筠,王佃利.中国邻避冲突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9,16(01):66-76.
[3][比]伯努瓦·里豪克斯,[美]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M].杜运周,李永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18-19.
[4]王英伟.权威应援、资源整合与外压中和:邻避抗争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基于(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0,17(02):27-39.
[5]黄建伟,刘军.邻避冲突中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的因果推理——基于京沈高铁事件的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J].行政论坛,2018,25(06):46-52.
[6]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2019(9):1312-1323.
[7]Schneider C Q,Wagemann C.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84-295,281.
[8]黄荣贵,郑雯,桂勇.多渠道强干预、框架与抗争结果——对40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5,30(05):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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