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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导读

内部控制下企业诚信风险控制的深度思考

Deep Thinking on Enterprise Credit Risk Control under Internal Control

李博① LI Bo;陈永清② CHEN Yong-qing;李毅心② LI Yi-xin;张同建② ZHANG Tong-jian
(①乐山师范学院财务处,乐山 614004;②江苏大学管理学院,镇江 212013)
(①Finance Department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Leshan 614004,China;
②School of Management,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摘要:我国企业诚信风险在日渐增大,而内部控制是企业诚信风险治理的基本策略。在内部控制的基础上,企业诚信风险控制应做深度的思考,密切关注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特征及变化,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内部控制本身。
Abstract: The risk of corporate integrity in China is increasing, and internal control is the basic strategy for corporate integrity risk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internal control, corporate integrity risk control should be deeply thought ou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not just limited to internal control itself.
关键词:内部控制;企业诚信风险;公司治理;社会成本;外部监督
Key words: internal control;corporate integrity risk;corporate governance;social cost;external supervision
  中图分类号:F272.3;F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9)32-0005-03

0  引言
随着我国企业失信的加剧,社会危害越来越严重。内部控制一直是西方企业推进诚信建设、实施诚信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当前,内部控制也被我国企业广泛地用于诚信风险控制,但是,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存在着特殊性,我国企业在使用内部控制进行企业诚信风险控制时,也应关注企业内外的社会生态,开阔内部控制的视野,将内部控制融合于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潮之中。
1  将企业诚信风险控制视为一项系统工程
尽管我国经济规模庞大,但企业诚信仍一蹶不振,年久失修,长此以往,必将动摇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但是,我国企业诚信建设不能急功近利,应循序渐进,不能局限于企业诚信自身的狭隘范围,为诚信而诚信,在诚信内部转圈子,而应将诚信建设置于宏大的企业管理环境之下,从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组织学习、企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治理等方向多层次、多渠道、多路经展开,错落有致,充分发挥这些管理思想的作用,才能突破我国企业诚信建设的桎梏,打开局面。
当前,我国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了企业诚信建设的紧迫性,并且主动实施了诚信建设的应急方案,提出了诚信建设的设想和策略,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大多无功而返、无疾而终。究其原因,在于错误地将诚信培育和建设的思想拘泥于诚信自身,在诚信内部寻找诚信对策,当然不得要领。因此,对于任何企业而言,要将诚信培育视为一项系统工程,融合于多要素的系统工程,而不能孤立看待。
2  坚信公司治理的推进是企业诚信风险控制的有效途径
公司治理与企业诚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司治理的完善可以直接和间接推进企业诚信的成长。就本研究内容而言,公司治理不仅是内部控制环境中的一项关键要素,也涵盖了利益相关者治理的思想,同时对企业伦理建设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着正向的促进。因此,如何实现公司治理的完善,发挥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是我国企业诚信建设的一项长远战略。
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不尽人意,确切地说,是内部公司治理不尽人意,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没有发挥出相互制衡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的失败,只能说我国企业公司治理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如果发挥外部公司治理的作用,即发挥职业经理人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的作用,用外部治理来激活内部治理,进而达到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高度融合,这也许是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的一条光明之路,继而对企业诚信产生深远的促进。
3  认识到企业反腐对企业诚信风险控制存在着重要的影响
国家反腐与企业诚信,表面上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我国企业的诚信缺失,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诚信欺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管人员的腐败行为造成的,只是这些腐败行为在事件发生后并不一定被揭发出来。
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层存在着腐败心理、倾向和行为,企业失信或商业欺诈就在预料之中。一个腐败的领导层不会对企业诚信建设发挥多大的作用。当前,我国企业对领导层的约束机制还较为薄弱,寄予厚望的公司治理也步履维艰,致使“内部人控制”屡禁不止。如果任其自流,后果难以想象。腐败行为带有很大的隐蔽性,许多腐败是很难发现的,即使被发现,由于企业内部和政府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也不会被揭露或完全揭露。这也是我国企业诚信欺诈屡屡发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我国企业腐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的诱发,政府人员的腐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诱导了企业的腐败行为。众所周知,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并非西方的完全市场经济,因此,政府在市场运作和企业运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政府人员的一言一行势必影响到国有企业的高层人员,尤其是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生性。
因此,我国反腐的力度仍应加大,不仅要关注政府反腐,也要关注企业反腐,更要关注政府与企业之间内生的传染性腐败,这是我国企业诚信危机治理根源之根源。
4  在企业诚信风险控制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并不存在着冲突,反而是一种和谐互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并不排斥社会主义民主,反而对社会主义民主存在着强烈的需求。但是,在当前我国企业环境下,社会主义民主所表现出来的职工民主已经微乎其微,在企业中已经很少提及。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企业员工享受着充分的民主,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经济总量提高了,但员工民主却大大地下降了,许多员工已经失去了民主的意识和思维,已经不知道自己还具有所谓民主的权力。失去了社会主义民主,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就会存在隐患,可持续发展能力就会在未来的某一时点枯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相反,在西方企业,员工的意见会得到管理层的倾听。
企业民主对企业诚信培育存在着强大的促进力量,因为员工的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在民主发挥中会对企业产生强有力的感染,会有效抵御少数极端利己分子的干扰和侵害,从而使企业永不偏离诚信之路。
5  在企业诚信风险控制中要做好企业外部监督和内部自律之间的平衡
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企业的自主权在增大,确切地说,是企业高管层的自主权在增大。但是,我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企业高管层同样受到“理性经济人”思维的支配,同样具有利己之心,在没有约束和监督的环境下这种利己之心同样会泛滥,甚者成灾。因此,我国企业的约束机制甚为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企业外部的监督和高管层的自律。因此,我国企业诚信的建设,一方面要依靠外部监督,一方面要依靠企业自律。之所以倚靠外部监督,是为了抑制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利润追求是企业运营的根本目标,在利润的驱动下,有些企业会失去了道德底线,滋生机会主义行为。之所以倚靠企业自律,是因为外部监管带来了各种社会成本,同时也存在无法监管的盲区,因而需要企业自身树立诚信价值意识,发自内心地维护诚信规范。
6  在企业诚信风险控制中要坚信市场经济与企业诚信之间并不冲突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诚信经济,市场和诚信之间具有内在融合性,这本是经济学中的常识,但是,在我国企业,对于许多企业经营者而言,对这种常识却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下的一种怪现象。
市场经济倡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不主张巧取豪夺、尔虞我诈。如果诚信缺失,市场将很难有效运行。但是,在我国当前企业运营中,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许多企业主或领导层都存在着这样的理念:利润来自于巴结政府领导,利润来自于骗取优化政策,利润来自于与部分政府人员沆瀣一气,利润来自于借钱不还、尤其是借银行的钱,利润来自于随意违反合约,利润来自于偷工减料,利润来自于虚假产品宣传,利润来自于同行之间的相互倾轧,利润来自于对消费者的欺骗,利润来自于对举报者的人身攻击和生命威胁。所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糟粕,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但在我国市场上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
因此,我们要深化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把握住市场经济的要领,理解市场经济的精髓,将诚信培育作为第一要务,才能成功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7  将企业诚信风险控制作为降低社会成本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国企业诚信的缺失,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同时也加大了社会运行成本,降低了社会福利,因而会引发一连串恶性连锁反应。从社会成本的视角来看,诚信缺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成本,导致机会主义盛行,形成劣胜优汰的恶性循环。
社会成本问题是西方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多个方面。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 C Pigou)在分析外部性时最早提出了社会成本的概念,认为社会成本是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生产的外部性给社会所带来的额外成本之和。1937年,科斯对社会成本进行了深度的解析。1970年,经济学家阿克尔洛夫在发表的《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一文中对社会成本作出了充分的论证。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教授这样来表述“科斯定理”:“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是相等的。”
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主体,如果我国企业诚信严重缺失,不仅会加大社会成本,导致社会福利的减少,更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民众恐慌,加剧了社会矛盾,威胁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着发展。
8  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汲取企业诚信风险控制的思想
本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存在着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的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对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给予了极大的推崇,不仅认为儒学思想是引导人类航行的灯塔,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伦理支柱。
在我国古代,长达两千余年的儒学文化一种在推崇诚信,将诚信视为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我国古代的商帮均将诚信视为第一资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子路》中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中庸》里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973年,在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道德经》中,就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老子在德篇中多次提到诚信,强调诚信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即得道多助、奉德长久。晋商是明清时十大商帮之首,纵横商界五百余年。晋商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商业成就,在于具有深厚的诚信文化,将诚信意识融入到商业活动之中,视信誉为至高无上的荣耀。
可见,我国企业具有深厚的诚信文化土壤,而当前在企业运营中之所以呈现出诚信沙漠,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认识到我们泱泱文化中所蕴含的诚信瑰宝。
9  在企业诚信风险控制中培养与坚定我们的诚信信仰
福山在《信任》中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忽略了诚信文化,无论它现在如何膨大、辉煌、如日中天,都注定会走向灭亡。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可见,如果我们再不注重诚信培育,不仅危及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也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生存。
许许多多人都曾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为什么难以出现世界级的优秀企业?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回答是,中国的中小企业普遍诚信不足,管理不规范、目光短浅,缺乏文化积淀,所以难以成为世界级优秀企业。尽管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在西方市场经济下,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均具有较高的诚信,恪守着诚信规则,远高于我国企业。
在西方有些人看来,即使在宗教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也异常稳定。其实,从诚信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并不稳定。如果一个社会欺诈横行、信任低微、相互戒备、蝇营狗苟,这根本不是一个稳定、健康、阳光的社会,反而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存在方式,蕴含着动荡、猥琐和阴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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